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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看过《我不是潘金莲》，便发誓写一篇观后感以作纪念。可看罢二十几遍，仍未能如愿，而且发现重播次数越多，感悟越杂，越不知道从何写起，或许这就是好作品的核心特征。于是决定将这部电影列入自己的写作课，这样就可以将重播常态化，就不信写不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他的《冷战》一书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政治学家喜欢用“安全困境”这个概念，指的是一个国家为了自身安全采取行动，但它在这样做时会损害另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安全，而当那些国家也采取措施来维护它们被损害的安全利益时，它们采取的措施又反过来危及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国家。结果就出现了一个不断加深的互不信任的旋涡，在这样一个旋涡中，就是那些最用心善良、最富远见的领导人也发现自己无法自拔，一方的猜疑加重另一方的猜疑。
这段话让我想起市长马文彬在复盘《我不是潘金莲》时的思考，如果李雪莲的丈夫秦玉河没死，没有那场意外，这个案子能不能解决，会以何种方式解决，想到这些总有点担心与害怕。
在《我不是潘金莲》一案中，对李雪莲伤害最大的莫过于她的前夫秦玉河，以及差点成了她现任老公的赵大头。这两个男人一个当众说李雪莲是潘金莲，另一个则用实际行动让她真的变成了武大郎的太太和西门庆的女友。
对于李雪莲，这个二十九岁的女人来说，假离婚变成真离婚没什么大不了的，凭她的姿色和智慧，重整一个更好的家庭，绝非难事。可一旦成了“潘金莲”，她人生的下一场景将被彻底摧毁。依中国人的传统，没有人愿意娶“潘金莲”这样的女人为妻。
看看武大郎和西门庆这两个死男人的命运便可知道，谁和“潘金莲”玩儿感情，谁准没命。
李雪莲非常清楚，只要自己被贴上潘金莲的标签，就休想开始新生活，更别想嫁人。或许正是因此，她才不惜与所有人为敌，年年到北京上访，直到秦玉河像武大郎那样悲惨地死去，告状的正当性完全丧失。李雪莲坚定地认为，再高昂的代价，在证明“我不是潘金莲”面前都显得微乎其微和忽略不计。
秦玉河死后，李雪莲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成了不可能的事儿，于是她首先想到的是自杀，在未果后决定留在北京与表弟开餐馆，总之她想永远离开光明县城，这个有人知道她是潘金莲的是非之地。其实这样处理，对知道李雪莲是潘金莲的人来说，和李雪莲死去没什么两样，区别仅在于前者是自然的，而后者则是由人为模拟。
刘震云没有告诉我们赵大头的命运，想想与潘金莲有染的历史人物，再想想本案当事人的结局，赵大头活不成是肯定的。
李雪莲确实不是“潘金莲”。可怕的是，这件事由不得李雪莲，是与不是的决定权完全由裁决者掌控，他们认为是，“不是”也是。同样，对李雪莲来说，政府的处理结果是不是正确，她说了算，只要她认为法院的裁决是错的，就算在技术上真的合情合理合法，她也会一直将状告下去。
看来确立共同认可的判断标准，是建立信用和良好秩序，保证共同体有效运行的前提与基础，没有这样的规则，每个人都固执己见，各说各话，这对构建奇葩的故事是极佳的题材，但对共同体的运作则会造成极大浪费。
李雪莲的案子，表面看似错在秦玉河背信弃义将假离婚变成真离婚，还当众侮辱李雪莲是潘金莲，而真正的起因则源于李雪莲，秦玉河只不过是对李雪莲的同态复仇，和对等报复。
李雪莲在与秦玉河结婚前，曾与人谈过恋爱，上过床，但她没有将这事儿主动且及时向秦玉河披露，而是在新婚之夜秦玉河发现她不是处女的时候，才被迫说出真相。同样的事实，在不同场景下用不同的方式如实陈述，给受众的体验完全不同。对秦玉河来说，如果在婚前知道李雪莲的这些经历，有可能不会选择和她结婚。等生米煮成熟饭后，再知道这些，让秦玉河觉得自己被李雪莲欺骗和胁迫，因为李雪莲如此处事方式实际剥夺了他选择的权利。
更严重的后果是，李雪莲以被迫的方式说出真相，让秦玉河对她的人品和诚信产生质疑，最终使秦玉河对李雪莲曾经说过和做过的一切都将持怀疑态度。秦玉河虽然最后被动接受了这个事实，但对李雪莲的偏见开始慢慢形成，二人的感情危机正式进入潜伏期。
婚后，为了多分一套房子，李雪莲向秦玉河提议以假离婚的方式欺骗政府。虽然这个方案是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但这必然让秦玉河联想到李雪莲先前在“处女问题”上的不诚实，让秦玉河确信，李雪莲是个不诚信的人。秦玉河再次受到的冲击，使其与李雪莲间的夫妻感情遭到摧毁，敌对情绪随时爆发，只是李雪莲没有察觉到而已。
在秦玉河确认与李雪莲间没有了感情的情况下，顺利拿到房子后，找一个能够给自己带来安全感的人重建家庭，将假离婚变成真离婚，对秦玉河来说成了以最小成本摆脱李雪莲的最佳方案。
李雪莲为了告状来到北京后，投奔了中学时暗恋她的赵大头。但李雪莲没有如实告诉赵大头来北京的真实目的，而是谎称回老家路过专程来看他，这让赵大头想入非非。也正是因此，赵大头才给予了李雪莲非常“高规格”的待遇，并愿意承担在人大会议召开期间擅自留宿他人的风险和责任。
最终李雪莲利用赵大头为人大代表做饭的便利，成功见到了首长，使市长、县长、法院院长被撤职，经办法官王公道被处分，但却让赵大头遭到了警方调查。对赵大头伤害最大的，是他竟是最后一个知道李雪莲来北京是为了告状的人，这个打击不亚于新婚之夜的秦玉河。
如果当初李雪莲向赵大头如实说明真实来意，赵大头很可能和弟弟李英勇，卖肉的色鬼老胡在对待“杀秦玉河”的事情上一样，直接认怂，选择以逃避的方式变相拒绝李雪莲，以明哲保身。
十年后，李雪莲再次决定在人大会召开期间到北京告状。为了摆脱监控，她再次以结婚为条件，寻求赵大头的帮助。这必然让赵大头联想到第一次她去北京告状的事儿，最终让赵大头确信，李雪莲是个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人，而他仅仅是李雪莲去北京告状的工具和棋子。这或许是赵大头决定与贾聪明合作，以假结婚的方式阻止李雪莲告状，换得其儿子实现工作转正的目的，最终将与李雪莲的感情当成了交易的标的物。
如何进行信息沟通，通常有如实陈述和隐瞒真相两个选项，而选择的依据则是利益最大化，即哪个选项能够给人带来更多收益，哪个选项就更容易被选择。因此，当决策者确信隐瞒真相较如实陈述会得到更多的时候，欺骗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选择隐瞒真相，通常意味着自己掌握着主动权，因为一旦成功，则可以马上获得眼前利益。而选择如实陈述，后果则完全由对方控制。正是因为李雪莲不相信在秦玉河那里，爱情价更高，担心秦玉河选择不原谅她，她才决定将真相隐瞒下去，直到秦玉河发现真相。
说到底，李雪莲选择欺骗秦玉河虽然不是有意，但暴露了她对秦玉河的不信任。当你不相信这些有能力的人会成就你，而你又急需要他们的时候，就会选择隐瞒事实，以低成本骗取他们的能力，来自我成就。
人在进行选择的时候，通常要权衡近期利益和远期风险，如果二者之间能够保持一致，算是决策者的幸运，但当他们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就会变得让人纠结。
在近期利益和远期风险对立的情况下，更多人会为了眼前利益，而对远期风险持一种放任无所谓的态度。比如吸烟和酗酒，虽然知道有害，但仍会让位于当下的烟瘾和酒瘾，直到远期风险演变成眼前危害。毕竟只有活过当下，未来才有意义，现在死了，就算未来有风险，我们也没有机会去面对。于是这些理由，自然就成了选择隐瞒真相的最好借口。
世界上储量最丰富的资源就是借口，借口有时是应对未来风险的预案，是兼顾眼前利益和近期风险的安慰剂。总之，有了借口，就敢行动或不行动。
其实，在近期利益和远期风险间如何取舍，虽然与人的性格有关，但更多由决策者所处的环境决定。如果所处的环境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你就不会相信未来。就如冲进一座起火的房子后，你一定会用最短的时间，抢走更多值钱的东西，然后用最快的速度跑掉。因此，如果对未来利益没有预期，或者对远期风险存在侥幸，你就会只顾当下。一个不兼顾未来的人，很容易被眼前的蝇头小利引入死路。
因此，好的团队总是能给每个成员以安全感，这样大家才会看重信用，才不会为了眼前的小利，而不择手段。
当你不相信别人，又认为那个你不相信的人会伤害你的时候，只要你认为自己的能力足够强大，就会选择先发制人。如果你认为自身能力不足，就会选择逃避，以避免遭受毁灭打击。
当对方也不相信你，并确认你会先发制人的时候，他一定会在你先发制人之前，先对你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因此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每个人都认为有取胜机会，这样的状态最危险。在这样的状态下，非常容易引发误判，使危机快速恶化，让冲突逐步升级，最终让悲剧变得不可避免。
不信任与相互猜疑是最可怕的，即便对方并非你想像的那样，但只要你认为会那样，因此给你造成的心理上的恐惧和实际发生具有同样的效果。
李雪莲与秦玉河，与赵大头，与法院院长、县长、市长的关系都是按这样的规律演进，最终让案子的每个角色都陷入了“安全困境”。
在秦玉河当众侮辱李雪莲是“潘金莲”后，李雪莲决定杀掉秦玉河，与她同归于尽。由于一个人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她于是决定向人求助。
李雪莲认为“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须教父子兵”，于是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同胞兄弟李英勇。选择李英勇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李雪莲在弟弟结婚时出钱给他买了车，现在这辆车成了他全家的主要谋生工具，可以说没有李雪莲当初的资助，李英勇就不会有现在的好生活。
但李雪莲在做出这样的判断时，没有考虑，摆在李英勇面前的选项有同意和拒绝两个。在这种情况下，李雪莲要想获得弟弟的帮助，必须要让李英勇确信选择出手杀掉秦玉河比拒绝她取得的收益更高。
对李英勇来说，的确没有姐姐当初的帮助，就不会有现在的好日子。可是选择帮助姐姐杀人，要么被判死刑，要么坐牢，不管怎么样的结果，姐姐给自己的一切将马上失去。而选择拒绝李雪莲，虽然得罪了姐姐，但可以维持现在满意的生活现状。在当下，他不再需要姐姐的支持，因此就算是得罪了李雪莲，也不会马上产生不利后果。于是他对李雪莲谎称去外地收购棉花，通过编造一个意外事件，实现即不去杀人，也不当面拒绝姐姐的目的，这种回避，逃避，不表态，不负责的策略，成了李英勇的最佳选择。
老胡是个生意人，因此开门见山，直接要求李雪莲确认如果帮助她杀人，可以得到什么。这就意味着，对老胡来说，选择帮助还是拒绝取决于得到的东西。只有他认为帮助李雪莲杀人比拒绝她得到更多的时候，他才会真心帮助李雪莲。
杀人得到的是“干那事儿”一次，而成本是杀头或坐牢，以后再也难“干那事儿”。如果选择拒绝李雪莲，不能马上和李雪莲“干那事儿”，但不会丢了性命。因此，“干那事儿”和“坐牢”哪个重要，对老胡一个生意人来说，很显然，只要不坐牢，不能和李雪莲“干那事儿”，也有机会和别人“干那事儿”。
其实，老胡想做的，先干过那事儿后，要不要真去杀人，自己说了算。最后，李雪莲也明白，马上满足老胡，八成被骗，不马上满足，百分之百被拒绝。于是李雪莲果断放弃了与老胡的交易。
两个聪明和精明的人都想欺骗一个比自己更聪明和精明的相对方，这样的两个人是永远也不会做成生意的。因为他们都没能给予对方作为人最基本的尊重。
人性化的最大特征就是追求效能最大化，而尊重人性就是承认并接受所有人都追求效能最大化这一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不要指望，让任何人去接受一个有悖于利益最大化的选项。否则，就不可能听到真话，就只能逼别人用假话麻痹你，然后逃避你，最后伤害你。
情感和性欲，具有诱惑力，容易让人产生冲动，那是因为风险不足够大，成本不足够高。当风险大到一定程度，成本高过一定限度，在再大的诱惑面前，也会让我们保持克制和冷静。
在一个理想的共同体或一个完美的交易中，每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都是同时实现的。如果每个人都只顾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尊重别人的同样诉求，就没办法找到共赢策略，这样每一方都将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每个成员的利益最大化都是以其他成员的利益最大化实现为前提条件。这正是，李雪莲年年告状，各级政府齐心协力，都不能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的根本原因。市长马文彬说事情最终以不解决的方式得到解决，想表达的我想或许也是这个意思。
关于李雪莲与秦玉河的离婚是真是假，她是不是潘金莲，具有极强的私密性，只有他们两个知道，不可能存在知情的第三方。在秦玉河不承认这些事实的情况下，光凭李雪莲的单方陈述是不可能推翻由政府颁发的离婚证，和作为中立者民政助理古大行的证言，从而也就不可能获得法庭支持。
其实就李雪莲的案子，王公道的判决在技术上是公道的，更重要的是从心理上王公道也不想支持李雪莲的主张。
首先，李雪莲遇到王公道先套近乎，后送腊肉、猪腿，通常有道理的人不会选择用这种方式说服裁决者。
其次，李雪莲想先通过法院确认和秦玉河是假离婚，然后结回婚，再离婚，从而占据离婚的主导权，王公道认为这是“吃饱了撑的，瞎胡闹”。
再者，通过调查发现，李雪莲是为了多拿一套房子，占国家便宜，而先行提议假离婚，这让王公道觉得李雪莲不诚实。相信李雪莲这样的人，对王公道来说极为危险，可能导致裁决错误。
因此，王公道选择当庭裁决李雪莲败诉。毕竟对于一个基层裁决者来说，严格依据证据和法律处理案件，才是最安全的策略。
实际上李雪莲心里非常清楚，王公道认定的并不是真相，只是她没有办法用证据证明，让一个公正的第三方相信她的陈述是真的，秦玉河说的是假的。
如上所述，就这个案子掌握着真相的只有李雪莲和秦玉河两人，李雪莲的单方陈述，在秦玉河不认可的情况下，没有证明力。因此，李雪莲要想推翻王公道的判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谋求秦玉河的自认。这也正是李雪莲年年去北京告状想达到的效果，她希望通过上级领导逼迫秦玉河自认上述这两个无法用其他证据证明的事实，以解决是假离婚不是真离婚以及她不是潘金莲的两大难题。
秦玉河死后，自认的人永远消失，改变案件结果的唯一希望没有了，假的永远是真的，“潘金莲”的标签将永远贴在自己身上，这正是李雪莲认为秦玉河死了还要害她的原因。
李雪莲听了牛的话，决定不告状后，但是已经当上法院院长的王公道就是不相信。因为她每年告状，突然不告了，李雪莲必须举证，在举证不能的情况下，王公道不敢相信李雪莲的陈述。毕竟推翻或改变固有偏见，必须要有足够的新证据。也正是因此，县长才要求李雪莲出具保证书，以防止她反悔。市长马文彬要求李雪莲讲出具体哪件事儿让她决定不再告状，也是在寻求证据，以形成确信。如果找不到证据，找不到原因，他们就不敢确信李雪莲不告状是真的，因为他们承担不起“一失”的风险，正如马市长说的“一失”将“万无”。
没有信任，在发生歧义时，就一定会做出对自己最不利的解释。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的策略，虽然成本高，但可以有效避免遭受伤害。就如，李雪莲说不告状，是因为听了牛的话，其实她说的是真的，但马市长，王公道、县长不相信，他们宁愿将这话理解成李雪莲那是骂领导畜生不如。最终将故事引向高潮，逼迫新市长、县长、法院院长启动了暴力机器，全力阻止李雪莲到北京。
看来一级共同体的成员间若缺乏了信任基础，就会让每个成员都陷入“安全困境”，最终使得这个共同体要么变成一潭死水，要么成为一团乱麻。
对一个团队来说，不管什么样的治理结构，只要保证每位成员只做只有自己才能做到的事，也就是机会成本最低时，运作效率一定最高。李雪莲北京告状成功后，首长痛批了省长，省长一怒之下撤了市长、县长、法院院长，处分了经办法官王公道，估计也是基于这个道理。
管理团队的层层晋升制度，决定了上级管理者完全有能力处理好应当由下级管理者处理的事务，因为前者通常都是从优秀的后者中发掘或提拔。但是不同层级的管理者创造的社会价值不同，管理者所处的位阶越高，单位小时创造的价值也就越高。
让上位管理者去处理应由下级管理者处理的事务，在技术上绝对可行，但在经济方面则不合理，因为这样将造成资源的低效运转。比如一个首长一小时可以创造1亿的价值，而一个基层干部一个小时创造的价值仅有1万。如果让首长干基层干部的活儿，那意味着首长每为基层干部工作一个小时，将失去创造1亿价值的机会，这样相当于首长每个小时支付了9999万元的机会成本。
因此，当首长去行使下级干部的职权时，那就意味着，市长、县长、法院院长没有能力履行各自的职权，因此换掉他们，使共同体尽快恢复低机会成本的高效运转，则成为省长必然要做的事，也是必须要做的事。
市长马文彬复盘时反思，李雪莲不在理，为什么各级政府却怕她告状。他的答案是，一旦李雪莲告状成功，他们就有可能像前任市长、县长、法院院长那样被革职，被处分，为了保住自己的帽子，必须全力阻止李雪莲到北京见首长，避免重蹈老领导们的覆辙。
其实通过外力限制别人告状很难行得通，只要他们认为告状比不告状会得到更多的时候，就一定想尽一切办法告状，防不胜防，因为利益最大化产生的动力力大无穷且永无止境。
李雪莲年年到北京告状的根本原因很简单，就是第一年告状成功，让她觉得只要见到首长，就可以得到她想要的一切。
面对不满意的处理结果，不管是否正确，当事人只要认为上访有可能改变不利的现状，就一定会越级上访。本级不处理，若是自己的上级处理了，那么所有的下级就会被撤职。如果本级处理了，则会构成对上访者的鼓励，会导致更多人用上访的方式试图改变下级的处理结果，从而使基层的处理结果不稳定，进而打击基层的工作积极性，最终所有的工作都由最高级的管理者来处理，从而导致前述现象的出现，即整个共同体的机会成本变高，使所有下级面临被革职的危险。
想想李雪莲的案子，王公道判李雪莲败诉，在技术上没有问题，问题出在王公道没有将道理用李雪莲理解的方式讲明白，让她确信到哪一级政府都不可能改变这个裁决结果。原法院院长、县长、市长错在，没有设法维护王公道裁决结果的权威，新法院院长、县长、市长错在害怕李雪莲告状，从而给李雪莲一种各级政府相互袒护，相互推诿，掩盖问题的错觉，加之李雪莲垄断着案件真相，就自然联想到，贪污腐化，不正之风，枉法裁判，从而使李雪莲坚定了只要告状一定成功的信心。
看来，导致这样的结局，还是信任问题。当事人要相信政府的处理结果公正，基层干部要相信上级领导会维护自己的权威，上级也要相信下级依法办事，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有统一、稳定且明确的规则，大家都对标同一个规则，共同体的每位成员能准确预测自己行为的后果，自然就不会让当事人产生错觉，信息透明了，误会也就不会有了。
其实导致不信任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二，一是找一个大家都相信而且掌握着所有信息的中立者，由这方中立者为大家提供信用媒介，大家彼此不相信，但是只要大家都相信这个共同认可的媒介，就可以消除误会。这就是大家常说的中心化产物。方法二，就是让每个人都掌握着相同且所有的信息，这样大家就不需要作为中心化的媒介提供信用背书，这种分布式的记账方式让大家对信用的需求变得不那么强烈，据说后者就是所谓的区块链技术。
有人说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去信用的功能，注定这项技术必然会成为未来的趋势，看来人们开始已经对信用的构建丧失信心，而且已经到了绝望的程度。
我想，我会对李雪莲说：潘金莲之所以成为网红，是因为她死后施耐庵写了《水浒传》，如果没有这部伟大的著作，没人有功夫关注这些小人物，更不会赋予她标签功能，成为一个群体，一类负面评价的代名词。时代不同了，现在的互联网社会，再劲爆的新闻，热度也只能维持一天，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被更劲爆的新闻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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